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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科技进步，交易越来越计算机化，交易商通过网络连接传达交易指令，速度非常快，理论上可以实现越来越快的交易，即高频交易。但是要不要搞高频甚至超高频交易，这是一个选择问题。现在技术越来越好，实现起来变容易，有些业务不是技术上能不能做到的问题，而是要有其他系统性的考虑，要在支持实体经济交易和投机交易之间作出权衡。

第二个是需要一个类似于全球性央行的机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很多小国家的货币政策越来越不管用，因为受到了美联储、欧央行等几家大央行显著的溢出效应影响，调控独立性很低。未来又可能出现无国界的电子货币，在这种发展过程中必须考虑宏观调控有效性，保持托管、汇率体制或货币兑换的有效性。IMF成立以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也有汇率协调的功能，但是总体来讲，IMF可能更关心稳定和危机应对。实际上，全球缺少行使这个职能的机构，未来有可能出现。

从中证全债指数来看，2019年开年以来也是一直处在上涨中。国债期货是衡量债市的重要指标，让我们来看看2年期国债期货和10年期国债指数当季的表现。2年期的表现是这样的，处在明显上涨中，1月2日、8日两个交易日的表现很不错。10年期国债期货的表现比2年期的弱一点，但还是在上涨中，同样表现最好的两天是1月2日和8日。

从历史依赖角度看，20年以前，金融业是信息产业主要产品的最大购买商，包括IBM主机、开放型系统、网络设备等。最近20年，随着Internet发展，出现了社交网络、音频视频等，这些新应用流量的数量级大幅度增长，对设备和网络的需求在飞速增长，虽然慢慢取代了金融业作为第一大买家的地位，但金融业仍然是位居前列的买家，存在高度依赖性。

我认为：从中国对外开放之前那几年的美中交往，到1979年美中建交，再到现在，改变的只是某种美国对中国的商业态度。最初的一切都大有希望，美国商圈非常渴望美中关系强劲提升。我认为，尽管尼克松、基辛格等老一辈美国政治家视美中关系的战略问题高于经贸问题，而且在那个历史时期，战略问题的确至关重要，但随后经贸问题也年复一年地成为两国关系的核心所在。随着美中关系的成熟和复杂化，两国经贸问题也变得同等复杂，并使两国关系更富挑战性。如果你看特朗普总统的关税壁垒以及与中国的对抗就能清楚地感受到这一点。

因此，如果一个加密投资者想要交易加密货币，投资者必须在交易中保持平衡。迈克尔莫洛是场外交易公司“创世”交易的负责人，他说，这意味着流动性不足和定价上的差异可以侵蚀利润。“从市场结构的角度来看，更好的选择是让一个主要的经纪人在中间，你所要做的就是连接账户，你可以同时交易所有的账户，”Moro说。